达特茅斯学院官宣标化分数将重新列入招生要求。和众多精英高校一样，疫情爆发后该校于2020年将SAT和ACT考试设为可选提交项。本周一达特茅斯表示，“支持我们重启强制提交标化分数政策的证据非常明显。我们坚信标化考试要求将提升（而非削弱）本校吸引最具潜力且最多样化学生群体的能力。”
受西恩·莉娅·贝洛克校长的委托，达特茅斯教师团队研究了标化考试在招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撰写一份报告，称标化考试系"招生部门鉴别有能力在达特茅斯取得成功的申请人的重要方法"。他们发现标化分数比高中GPA 更为有用。报告发现，标化分数“有助于招生部门更好地识别成绩优异的弱势群体申请人”。
如果没有SAT/ACT成绩，招生官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其他有证据倾向于高收入背景学生的因素，例如升学指导老师的推荐信和非学术评级。”2023年暑期，机遇洞察（the group Opportunity Insights）发布的一项涵盖所谓的藤校+院校（八所藤校外加杜克、MIT、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显示，GPA与大学成功之间几乎毫无关联。
但研究人员发现，标化分数与此后的成功之间存在强大相关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标化考试分数所涵盖真实信息有助于预测大学成绩、毕业概率和毕业后的成功。标化成绩较高中分数更为可靠，部分原因在于近年的分数膨胀。如果没有标化分数，招生官很难区分哪些申请人在精英大学的表现更为出色、哪些申请人或许难以适应。
该问题的研究人员表示，对于识别那些有望获得优异成绩的低收入/少数族裔学生，标化分数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利器。这类学生的GPA往往没有富裕学生或白人/亚裔学生那么出类拔萃，但对于家境贫困的学生而言，一个出色的标化分数预示着巨大的潜力！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藤校招生研究》共同作者约翰·弗里德曼指出，“标化分数的预测能力远远超过大家通过公开讨论而普遍理解的程度。”达特茅斯学院将根据学生的高中/社区等社会经济背景考虑其标化分数。
有些感觉自己分数不佳而放弃提交标化的学生，可能会由于提交SAT/ACT分数而获益。研究人员还发现，标化可选政策“不一定增加申请生源之中弱势群体的占比”。校方为了彰显公平而将SAT/ACT分数设为可选提交项，但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处于社会经济劣势的学生需要更多机会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
作为极少数恢复标化要求的顶级高校，麻省理工学院招生院长斯图尔特·施米尔（Stuart Schmill）表示，“仅仅获得全A无法让我们了解申请学生能否获得成功。疫情期间，麻省理工暂停标化要求两年。但研究了过往15年的招生记录后，该校官员发现分数较低的录取学生更可能难以应付学业甚至辍学。
招生院长施密尔强调标化分数并非该校主要招生考量因素。然而，他和同事们发现，标化分数有助于挖掘来自普通高中的高潜力申请人；这些学生考出标化高分则预示着他们会在MIT获得成功。
MIT招生院长施米尔
施米尔解释道，如果没有标化分数，招生官只剩两个没那么有用的选项。对于哪些学生可能会表现出色，他们不得不赌一把——几乎可能肯定常常赌输——录取较弱的学生而把合格学生拒之门外；或者麻省理工就得婉拒更多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并增加私立学校和生源记录良好的优质公立学校的录取份额。
施密尔指出，“重新恢复标化提交要求的那个申请季，MIT就录取了有史以来最多样化的新生年级。标化分数让我们获益匪浅。”麻省理工学院在读大一学生包括15%黑人，16%西裔，38% 白人和40%亚裔。其中约20%获得佩尔助学金（针对低收入学生的联邦资助计划），该比例超过其他众多精英院校。
其他强制要求申请人提交ACT或SAT分数的高校往往与多数精英校园的强烈自由主义文化相去甚远。西点军校的申请人必须参加某项标化考试。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田纳西州的顶尖公立大学对申请人也有同样的要求。位于华盛顿特区为聋哑或听障人士提供教育的盖劳德特（Gallaudet）大学也要求标化。
迄今为止，所有八所藤校中仅有达特茅斯恢复了标化分数要求。此外，耶鲁大学表示将于今冬发布一项长期有关标化分数的长期政策，普林斯顿大学官网则表示招生办“继续评估”标化分数的作用。
回归基本面
既然存众多客观数据，为什么绝大多数顶级大学没有恢复标化要求？首先，标化考试很容易令人生厌。SAT/ACT给数百万年轻人带来压力。这些标化考试似乎把人类的天赋和潜力精简成一个数字。SAT原名为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暗示了一种目前标化支持者也无法明示的严格评判。
简而言之，新冠疫情为美国社会创造机会来抛弃一项很少有人喜欢的传统。但另一个解释涉及政治。标化考试尤其不受政治进步人士待见，而这些人正是大学校园的主导者。由于种族和阶层间存在分数差异，很多人觉得标化考试不尽公平。
中等收入、非裔和西裔学生的标化均分低于白人、亚裔和高收入学生。标化考试批评者担心重新引入考试要求会减少多样性。最高法院取缔平权行动的决定加剧了这种担忧。
如果高选拔度精英高校只是根据标化分数做出录取决定，种族和社会经济多样性确实将大幅下降。然而，几乎没有高等教育人士赞成将标化分数作为主要招生因素。相反，问题在于分数能否作为一项在各社会群体中识别合格学生的标准。SAT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视角。尼古拉斯·莱曼在其描述SAT的历史著作《大考》中解读道，正如SAT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标化考试的一位设计者卡尔·布里格姆还撰写过一本宣扬种族智力机构理论的书（他后来否认了这一点）。
但考试存在的根本理由在于高等教育机会的普及。哈佛大学管理层推动创建标化考试，他们认为SAT是发掘不同背景才华横溢学生的一个有效方式。哈佛领导层认为这些优秀学生有望继续加强美国精英高校的实力，而这些院校原本由一小撮白人新教徒所主导。
如今，标化考试最有力的论据或许是录取过程中的其他考量因素存在更大的种族和经济偏见。有钱学生通过参加昂贵的课外活动（例如音乐课程和旅行运动队）为其申请材料添光增彩。这些学生往往还能够从教育背景良好的家长那里获得大量的文书指导。
很多富家子弟就读于私立学校，那里的升学指导们会精心雕琢每个学生的大学申请。诚然，标化考试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不差钱的学生可以支付标化辅导课程的费用，还完全不介意付费参加多次考试。
然而，有证据表明上述优势只占整体差异的极小部分。其他衡量学习效果的标准——例如NAEP（一项全美范围中小学生参加的考试）同样显示出类似的种族和经济差异。美国联邦政府把NAEP描述为“国家成绩单”，而教育研究人员则将其视为衡量K-12学习的严谨标准。
即便学生没有参加NAEP考试辅导课程，其人口统计差异似乎与ACT/SAT相差无几。哈佛经济学教授拉吉·切蒂最近与弗里德曼和大卫·德明一起对藤校+院校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上述共性“系SAT正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又一项证据”。切蒂指出，“SAT分数差异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症状而非原因的论点得到进一步证实。”
换句话说，SAT和ACT分数存在的种族和经济差异并不证明这些考试具有偏见。毕竟，美国社会生活的大多数衡量标准（无论是收入、还是预期寿命、住房拥有率等等）都存在差异。
因此，社会的巨大不平等根本不足为奇。但问题往往不是源自统计数据。相对较高的黑人贫困率并不意味统计数据具有偏见。掩耳盗铃地取消统计数据也无法消除贫困。
固定衡量基准
有助于证实标准考试预测能力的数据随处可见且不断增加。对于藤校+院校的研究中，切蒂、德明和弗里德曼研究了多个衡量大学成功的标准，例如学生成绩的出色程度是否足以获得顶级研究院的录取或理想企业的聘用资格。对此，标化分数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工具，而高中GPA则不然。
无论是申请精英研究生院还是求职顶级企业，标化分数是学生大学毕业后成功的有力预测指标——但高中GPA并非如此，图源：机遇洞察研究
最近，达特茅斯学院的布鲁斯·斯克多特和米切尔·泰恩，以及弗里德曼等三位学者发表有关部分藤校+院校的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高中平均绩点（GPA）和大学成绩关联度不大，其中一个原因是高中分数膨胀导致太多学生获得A。相反，标化分数和大学成绩的关联度则相当高。
和低分学生一样，那些没有提交标化分数的学生往往同样表现不佳。斯克多特指出，有些人担心SAT分数仅仅只是收入或种族的替代指标，但数据完全可以消除这一顾虑。每个种族群体中，分数较高的学生在大学的表现更好。贫困或富裕学生群体的学业表现同样如此。
无论优质高中和普通高中，标化分数和学生大学成绩均具有高关联度
大学招生所有主观因素中，即便SAT/ACT考试存在缺陷，也能就学生是否为从事高水平学术工作做好准备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标化考试生成了一项固定衡量标准，较GPA、教师推荐信或课外活动更为可靠。"斯克多特表示，"对于学生是否做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充分准备，SAT能提供很多信息。”被问及是否知晓这些揭示标化分数价值的研究时，大学管理层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但其中部分领导者表示，如果真的恢复标化要求，他们担心校园和媒体会产生政治反应。
长期担任乔治城大学招生院长的查尔斯·迪肯表示，“这在政治上可不正确。”他告诉记者杰弗里·塞林格乔治城大学确实强制要求提交标化分数。加州大学系统比大多数大学走得更远，尽管其自身数据展示出标化的预测价值，这个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学体系于2020年宣布不再接受标化分数（即标化无视政策——无论提交与否，所有申请学生的标化分数均不予以考虑）。
最近数月，该校官员对于标化无视政策的垂询仅通过回复电邮称“加州大学依然致力于维持公平的招生流程，全方位审核每一个申请学生并努力消除系统性不平等”。大学发言人拒绝通过电话讨论该政策或安排管理人员接受采访。其他院校是否会根据新数据重新审视考试可选政策尚不明朗。
目前，很多年轻人深感困惑，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得参加标化考试，以及自己的分数是否好到应该提交至大学。
价值观问题
反对标化考试最有力论据来自那些重新思考精英高等教育核心问题的改革者。在他们看来，美国顶尖大学不该想方设法找到最佳生源；相反，这些高校应该利用其资源来教育多样化背景的优秀学生，从而提升社会流动性。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高等教育学教授、加州标化考试审核联席主席科莫赞成这种看法。
他赞同SAT和ACT有助于预测未来的成功。但他更喜欢那种较为简洁的招生体系，即高校根据高中GPA设置最低标准，然后通过抽签录取学生。科莫认为，“抽签能够让我们自根本上反思教育普及以及学习的意义，而非屈从现状。”
上述模式和众多高校的现有招生实践相差无几。全美范围内，高校平均录取率接近70%。即便选拔性高校也会录取超过25%的申请者，高中GPA足以达到这一目的。
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表示，“随着学生学术水平的提升，相对而言标化分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SAT争论实际上仅涉及数十所精英院校，例如哈佛、麻省理工、威廉姆斯、卡尔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密歇根大学等高校。这些高校的管理层同意社会流动性应该是其核心使命，这也是为何他们认可那些克服逆境的申请人。
但这些大学还有另一个重要使命：追求卓越。
他们希望挖掘和教育最有潜质的学生。作为回报，这些学生投身尖端科研以治愈顽疾、加速世界拥抱清洁能源；这些学生还可以创办造福全社会的非营利组织和商业企业。精英院校管理层为其停止标化要求的决定寻找理由，声称这些考试无助其鉴别有前途的学生，但该说法与事实不符！
相反有证据表明，一旦纳入招生考量因素，标化分数可同时提升生源质量和多样化。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以此方式使用标化分数。皮尤研究中心询问美国人大学在做出招生决定时是否该考虑标化分数时，绝大多数受访者（无论种族）均给予肯定答复。
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种族）均支持在大学招生应考虑标化分数
当今政治两级分化的美国，标化考试毫无价值甚至事与愿违的观念成为自由主义主流信条。这也成为两极分化导致美国人屁股决定脑袋（而非实事求是）的又一项佐证。
保守派在很多方面同样如此，包括气候变化的危险、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堕胎药品的安全性。但自由派时而也会回避对其不利的事实。近年来，左翼美国人不愿意承认疫情期间延长学校停课是一个错误、警务工作减少犯罪、毒品合法化有损公共健康。
上述案例具有一个共同点。进步主义立场从直观上似乎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公。但数据表明其中部分政策或许适得其反地有损弱势群体。在标化考试中，受损群体为原本可在ACT/SAT考试中获得好成绩的低收入、黑人和西裔学生，但由于标化可选政策他们选择不参加标化考试。但该政策存在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学生免受标化考试的伤害。
在此过程中，这些精英大学剥夺了一些弱势群体学生改变自己生活——并让社会变得更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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