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校为何能不开设工学院？

美国名校为何能不开设工学院？

一、美国大学学科布局的共性与特性

美国的高等学校可以分为研究型、教学型和大专型三种类型。

1.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的关键特征是有博士项目。

2.教学型大学或学院以培养学士为主，有的也培养少量硕士。

3.大专型学院则是两年制、只颁发大专文凭的学校。美国的高校数千所，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只有100多所。

在研究型大学中，被称为“主要研究型大学”(major research university)的大约有50多所，它们多是世界知名大学。

以加州的州立大学为例，加州大学系统的10所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其中的5、6所可称为主要研究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系统的各大学则是教学型大学；而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系统的学院则是大专型高校。本文主要讨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但首先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从教学角度说，并非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是优秀大学。一些教学型大学或学院也非常优秀，特别是一些独立的“本科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比如阿默斯特学院，韦尔斯利学院。这些学院培养的本科生在就业市场和研究生院申请上可与顶尖研究型大学毕业生竞争，因为它们把对本科生的教学放在首位，教师与本科生的关系比在研究型大学更为密切。

第二，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并非都是综合性大学，比如以理工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以生物医科为主的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但是多数的、规模比较大的研究型大学的确都是综合性大学。

二、大学中学院设置的三个层次

美国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通常按照学科划分设置若干学院。根据学科和学位的性质而论，这些学院的定位却不相同。一般说来，这些大学中的学院分为三个层次：

1、基础学科所在的学院

基础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三大分支，它们构成综合性大学中的三大学科支柱。自然科学的主体是数、理、化、生；社会科学的主体是经济、政治、社会、心理；人文的主体是文学、历史、哲学。通常三者合在一起构成文理学院。

在文理学院中，有的大学将每一分支明确地称为部(division)，比如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人文部，也有的大学将三者称为学院，即理学院、社科学院、人文学院。在学科设置的方面，美国的综合性大学中的文理学院基本上对应于那些独立的“本科文理学院”，文理学院中的诸学科的水平是衡量综合性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和声望的最重要的指标。

2、四大关键职业学院

包括：工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工学院既招本科生也招研究生；医学院和法学院只招研究生；不少商学院只招研究生，而另一些商学院招少量本科生。这四类职业学院有别于其他的职业学院。它们的规模都很大，因为市场需求大量的工程师、医生、工商管理人员和律师。它们的社会影响也相应很大，常常大于其学术影响。

这四类学院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最具共同性的职业学院，通常，一所大学中至少有这四类学院中的三所。这四大关键职业学院的水平是衡量综合性大学整体声望，特别是科学研究水平和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重要指标。

3、其他职业学院

包括建筑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农学院、美术学院、神学院等等。这些学院都只招收研究生，不招收本科生。

它们的规模远不及上述的四类职业学院，而且一所大学中通常只有其中几所，构成这所大学的特色。这些学院的水平对对应的学科领域很重要，但对综合性大学的整体声望不如文理学院和上述四类关键职业学院大。

三、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的关系

在美国的大学中，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的关系大致上就是文理学院与职业学院的关系。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布局特征并不是所有学科齐全，面面俱到。它们的共性是基础学科的主体齐全，它们的特性是在不同的实用学科上突出重点。

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缺少任何职业学院，但作为学科主干的文理学院中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这三大支柱不可有任何一支示弱。

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没有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没有医学院，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没有法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但这并没有影响它们成为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可以分别从教学和研究两方面来理解基础学科和文理学院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的位置。

从本科生教学上看，文理学院是招收本科生的最主要的学院，甚至是唯一招收本科生的学院（比如哈佛、耶鲁）。这表现了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是“基础教育”，而非“专业人才教育”。基础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思维创新，而非急功近利赋予学生实用技能。

基础学科是基础教育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文理学院在综合性大学中是最主要的培养本科生的学院。再从研究生教学上看，文理学院也是培养博士的最主要的学院。虽然职业学院也培养博士，但其规模远不如文理学院大。

因为文理学院中的学科都是基础学科，文理学院颁发的硕士学位只是过程学位，只有博士才是终极学位(terminal degree)。职业学院则不同，它们颁发的主要学位，比如，工学院的M.E.，医学院的M.D.，商学院的M.B.A.，法学院的J.D.，美术学院的M.F.A.，都是终极学位。

从研究角度看，基础科学是实用科学的基础。基础科学发现原理，虽然没有直接应用性，但这些知识是根本性的。没有一流的基础学科，实用学科的发展就受到制约。诺贝尔奖都是为基础学科设置的，像是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经济学、文学，而非为实用学科设置。从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看，可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的基础学科的水平是衡量综合性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和声望的最重要指标。

因此，一流的文理学院是一流的综合性大学的必要条件。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的学科特性有不同。对实用学科来说，“有没有用”是衡量成功和成绩的重要指标。比如在工学院，能否让卫星上天，电站发电是衡量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商学院，如何增加公司的利润和市场份额是重要指标。但基础学科不同，它们不是为了直接有用，而是为了增进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在基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好奇心（curiosity）是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最重要的素质，“好玩”(fun）和有趣（interesting）可以是研究人员最大的满足。牛顿对苹果落地的好奇驱使他后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黎曼几何发明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到它将来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应用。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基础研究是因为对人和社会的好奇。

对文学的欣赏，对历史的考证，对哲学的思辩，它们本身的有趣就可以是目标。虽然基础学科没有直接的应用性，但是它与实用学科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Abraham Flexner是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创建人和第一任院长(1930-39)。

他在1939年发表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一文中以无线电为例说明什么是知识的“有用性”。麦克斯威尔(Maxwell)的电磁理论是抽象的数学，赫兹(Hertz)也同样对他的实验的实用价值毫不关心。

但是，看上去是“无用的”麦克斯威尔和赫兹的工作却为后来马科尼(Marconi)发明无线电打下基础。现在人们对理科对于工科的作用已经认识得比较清楚了，特别是过去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都强烈意识到没有一流的理科对工科发展的严重制约。

但是，现在人们还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人文和社会科学（比如历史、经济、政治、心理）对于管理、法律、国际关系、新闻与传播、艺术这些实用学科的作用。

事实上，没有一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这些实用学科的发展亦会受到制约。我们可以以经济学对管理学的重要性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经济学同管理学的关系类似于物理学对工程学的关系。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不断渗透到许多管理学的各个领域。比如会计学，其前沿研究领域深受信息经济学的影响。

又比如人力资源管理学大量运用组织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分析方法。再比如，市场营销学中的定价策略得益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而公司战略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所以，没有一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很难有一流的这些实用学科。

四、美国大学中学院设置的实例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于1636年建校。全校共有10个学院。最大的是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其中负责本科生的称为“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 ，负责研究生的称为文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文理学院共有39个系，其中自然科学9个系，社会科学8个系，人文22个系。人文系数目众多的原因是语言文学的种类众多。其它的9个学院都是只招收研究生的职业学院，包括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设计学院、政府学院、教育学院、神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以及牙医学院。在四类关键职业学院中唯一没有的是工学院（但文理学院中有一个应用科学与工程部）。

当年哈佛决定不建工学院的原因主要是邻近已有以工科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的学院设置结构与哈佛大学大致相同，它共有11个学院，也没有工学院。

耶鲁的特色是有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这些都是哈佛所没有的学院，但它并没有哈佛有的政府学院和教育学院。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东部的“常青藤”大学都缺设工学院，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都有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建校较晚，于1891年建校。全校只有7个学院，即文理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地球科学学院。文理学院分三个部，共31个系，其中自然科学部7个系，社会科学部7个系，人文部17个系，每一部设一名主管副院长。四大关键职业学院在斯坦福是齐全的。

事实上，除了文理学院和四大关键职业学院之外，斯坦福大学在其它职业学院中就只有教育学院和地球科学学院了。下面的例子是比我国许多知名高校晚建校但非常成功的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校，1959年才建校。这所大学的基础学科分为四个部：物理科学部、生物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艺术人文部，但在四个部之上并没有一个文理学院的帽子。

该校为了加强生物科学学科的建设，把自然科学分为两个部分，数学和物理一起构成物理科学部，化学和生物一起构成生物科学部。其他一些学校也有类似做法，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文理学院(School of Letters and Sciences)下也分成类似的四个部，不同的是，它的文理学院共有四个院长，每一个院长主管一个部，并轮流做文理学院的院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共有5所职业学院，包括工学院、医学院、管理学院、药学院、以及国际关系学院。

由于地处美国西海岸，它的国际关系学院侧重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比如它对中国的研究相当活跃。但它目前没有法学院。上面的几个例子都是综合性大学的例子。下面需要简述一下麻省理工学院的情况，因为它对国内的许多工科为主的大学有很大影响。麻省理工学院共有5个学院，即理学院，工学院，人文、艺术和社科学院，管理学院，以及建筑和规划学院。

虽然它不是采用文理学院的结构，但是它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的主体齐全。自然科学就不用说了，在人文、艺术和社科学院中的不少学科也非常强，比如经济学。在四大关键职业学院中，它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在我国香港的三所主要研究型大学中，1991年建校的香港科技大学基本上是模仿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

它目前共有四所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以及管理学院。历史最悠久的香港大学共有10所学院：理学院、社科学院和文学院分设，商、法、医、工学院齐全，另外的三所学院是建筑、教育和牙医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的结构类似，只是没有法学院，建筑学院和牙医学院，因此共有7所学院。

最后需要比较一下美国的大学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美国在历史上受英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哈佛和耶鲁的学校体制直接受到牛津和剑桥的影响，但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牛津和剑桥是以“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为组织基础的，这种制度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各住宿学院之间基本独立，而且所有住宿学院也都独立于它们所在的大学（即牛津或剑桥）。

教师和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隶属单位是学院，而不是大学。学院并不按照学科专业划分，所以一所学院中的教授来自于各个专业领域。

在这种体制下，教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关系密切，而且学生接触的知识面较广。因此，并不奇怪，这样的制度在本科生培养上有优势，在研究生培养上对极少数天才学生也很有益。但是，它不大适合现代的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要求。在现代社会，有两个原因使得大学内按照学科专业划分的“系”和“学院”的结构更有利于学科发展。

第一，现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把相关的专业放在一起才有助于学术交流。第二，博士研究生培养不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天才，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大量需求。正是这些原因，目前牛津和剑桥也在向美国的模式靠近，比如，建立和加强按专业划分的“系”和“学院”；教师双重归属，其聘任的任命同时来自于住宿学院和大学下面的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哈佛和耶鲁从牛津和剑桥继承了住宿学院的体制，但它是一种退化了的体制。实际上，哈佛和耶鲁的住宿学院只是本科生居住生活的场所，它既与研究生无关，也与教授无关。

教授都是属于大学的专业系或学院的，不属于任何住宿学院。以上讨论的有关学院的三个层次、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简洁地用下图来概括。

图中第一条横线之上是基础学科（文理学院），之下是实用学科（职业学院）。两条横线之间是四大关键职业学院，下面是其它职业学院。虽然这个图并不全面，比如有些学院和学科并未列出，但是它给出了学院、学科之间关系的一个大致轮廓。

我国的高校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当承认，我国的高校，即使是顶尖大学，就整体水平而言，与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相比，目前也有很大差距。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正像经济发展和改革一样，教育发展要有新思路，教育改革要有新突破。

钱颖一，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曾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06-2018），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