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生活在名牌大学履历受到追捧的时代，不想被学历捆绑和束缚，却又很难不去向往学历带来的光环。人们眼中的精英大学究竟能给一个学生增多少值？作者R.R.Reno从雇主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同时也是美国的跨宗教期刊《First Things》的总编。
我不打算雇用美国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十年前我可能会很高兴有机会请到哈耶普斯和其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如今却不这么想了。
作为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毕业生，我对去年秋天发生在校园的骚乱（*指2020年秋天哈弗福德学生在校园内的大罢工，以示对非裔美国人Walter Wallace枪击事件的抗议）产生了兴趣。一场学生罢工在全校本科生的Zoom会议上达到高潮，在会议期间，许多学生表现出难以承受批评的自恋和赤裸裸的攻击，令人震惊，而校方的管理人员只以自我贬低式的道歉作为回应。
哈弗福德是一个进步阵营的暖房（progressive hothouse）。如果学生们在那个暖房一样的校园里仍然会受伤，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一个必须处理许多现实问题的组织中有效发挥自己作为团队成员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雇用一个一言不合就进行煽动性指责的人。
学生活动家（Student Activists）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学生，但我也对许多学生的沉默感到奇怪。他们允许自己被种族主义和其他罪名的指控所吓倒。我很同情。在精英高等教育中，恐吓的氛围很浓。但是，我不想雇用一个习惯保持沉默的人，发声是要付出代价的。
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会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族类表现出适度的宽容，在他们的世界里基督徒和犹太人是“dhimmi”，被允许存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在研究这种现象时，社会学家创造了“dhimmitude”一词，用来描述一种将“二等公民”的地位内化的心理。
哈弗福德和其他顶尖的美国大学一样，毫无疑问，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具有良好的个性和对世界的明智的看法。但在过去的十年里，“dhimmitude”的现象在高等教育中已经十分普遍。精英大学里正常的孩子都低着头做人。在四年时间里，这可能演变为一种难以捕捉但真实存在的习惯性服从，一种在道德和精神上屈服的状态。
也有些人会反抗。这些人似乎是我招聘时的理想人选，因为我所在的组织是为宗教和社会保守派说话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毕业生也容易在职场上给人带来负担。我最近遇到过的常春藤毕业生，他们有着保守主义的信念，表现出一种创伤应激障碍。还有些人养成了咄咄逼人的反击习惯，这种习惯并不比肆意地指责他人好多少。
毫无疑问，常春藤大学吸引了很多聪明、有才华和有抱负的孩子。但这些大学能否让孩子们“增值”？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正常的孩子们在象牙塔里备受呵护，被培养得越来越有戾气，心智正常的孩子反而受到攻击和教育上的虐待。如果你也听了哈弗福德学院全校性的Zoom会议，就会明白，今天的精英大学并不是由勇敢的成年人来领导的大学。学生失去了好的榜样，自己也不可能成为成熟的、好的领导者。
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从我熟悉的一些学校中进行招聘，比如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托马斯-阿奎那学院（Thomas Aquinas College）、怀俄明天主教学院和达拉斯大学等。这些地方的毕业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和鼓励，且没有被有毒的政治正确所扭曲。
大型的州立大学和周边的卫星学校也很不错。罗格斯大学表现优异的学生和藤校的学生一样有才华，而且没有那么自视甚高。他们更有可能接受权威，从比他们更有经验的前辈那里得到很好的指引，而这会让他们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
精英大学毕业生最大的包袱是，他们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谈论和对代名词的固执，让他们充满了世界末日般的紧迫感。这种心态往往会扰乱职场的工作，对多样化、包容性和其他定义尚不清楚的概念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而这与我需要他们做的工作——良好的写作、编辑和论证，相去甚远。
几年前，一位藤校学生告诉我，“我在大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说出自己在想什么。”他就读的学校声称要培养未来的世界领导人。从这位年轻人的反映来看，学校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培养未来的自我审查者（self-censors），也就是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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