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iotics
符号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为智慧,由于他自知自己对概念语义之确定性的无知,这种自知自己无知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对永恒意义不断思索的动机,从而为研究意指关系欠明确现象的符号学分析提供了必要性。
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扩展为探讨人类生存意义问题的辩证法,该扩展引出对一般概念的探寻,标志理性化的增强,也标志了体现理性化的话语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逻各斯观念的出现。
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逻辑的探讨胜过语义的探寻,该方式虽具不明显的符号学性质。他在《解释篇》中涉及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首次较为明确的提出符号理论和语义学,从而使得符号和意义问题成为专门研究课题。与斯多葛学派同时期的伊壁鸿鲁学派的符号思想具有认识论特点,该派在符号思想史上由于广泛运用符号和符号推论概念而成为狭义符号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希腊时代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均开启了罗马时代的符号思想。
与希腊时代相比,罗马时期的符号思想趋于实用化该时代对符号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修辞学方面,并在此范围内关涉语言、逻辑和哲学。西塞罗提出必然符号和或然符号以及事实符号和神意符号等问题,并对符号分类学进行了研究。奥古斯丁不仅将人的内在精神和神的世界作为符号思考的主要所指者范围,而且在其内向思考中还对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意义关系、直接与间接的意义、思维内界的符号、所指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符号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奥古斯丁的符号之思直接影响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
在经院哲学时代,学者们围绕唯名论和唯实论展开了争论,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两派关注的焦点之一。经院哲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奥卡姆被认为是经院哲学家中最富于符号思想者。他将有意义的言语分为三大类:书写言语、口头言语和心理言语。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与托马斯等倡导的共相实在之争,标志着经院哲学时期向近代科学时期的过渡。
中世纪末期以前,符号学思想主要依附于哲学活动。到了近代,符号学思想主要由近代哲学、自然科学、数学、社会人文科学等领域中诸符号理论综合而成,符号学获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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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学派之争
符号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
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
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
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
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
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
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广义叙述学General narratology
传播符号学Communication Semiotics
电影符号学Semiotics of Cinema
游戏符号学gamesemiotics
体育符号学semiotics of sport
广告符号学semiotics of advertising
音乐符号学musicalsemiotics
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
主体符号学subjective semiotics
艺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Art
性别符号学Semiotics of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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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的四个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第二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第三种模式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
卡西尔建立了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的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的“符号行动”理论。
伯克的立场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卡西尔学派不太关注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可操作性,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在此后因后继无人而从符号学中消失。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今日看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第四种模式的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
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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