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高校为何不断爆出性侵丑闻!

近期美国名校中的性侵事件不断，一名中国留美女博士向《infoshare》匿名爆料：Yellow fever或者Asian fetish一直都是亚裔女性在海外面临的风险和耻辱，我们领域的大牛或明或暗都对亚裔女学生表达过各种暧昧。也许高校性骚扰事件远比你我想象的还多。

美国知名高校不断爆出性侵丑闻

哥伦比亚大学一名现年29岁的女博士在曼哈顿联邦法庭提起诉讼，指控哈里斯，一名位高权重的历史系教授，在2014年担任其研究生导师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她表示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她退出了与哈里斯的工作关系，也离开了哥大，希望得到解脱。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名女博士生长期遭受一名助理教授性骚扰，二人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控诉学业和身心因此受到摧残、学校管理层在约束教职员工方面明显不作为。

除此学校，美国其他名校的性侵案不断被曝光：

达特茅斯大学的3名拥有终身教职职位的教授托德·希瑟顿(Todd Heatherton)、威廉·凯利(William Kelley)、保尔·惠伦(Paul Whalen)被指控性行为不检点，而被全部指派带薪休假，来展开对涉嫌性犯罪行为的刑事调查,一时引发舆论哗然。

罗彻斯特大学教授弗洛里安·杰格(Florian Jaeger)博士被爆曾性骚扰过14名学生，超过6800人签字请愿要求学校开除他。8月30日，7名罗彻斯特大学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现任和前任教员以及1名前研究生，提交了对杰格的控罪，指控杰格多次进行性骚扰。

南加州大学助教Erick Guerrero被揭发曾在某次学术会议后强制与其发生性关系，并以毕业和就业威胁学生。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美国高校性侵案件频发，美国大学协会进行了一项有关于校园性侵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约42.4%的密歇根大学学生说他们自入学以来至少经历过一种骚扰行为，超过1/4（26.9%）的本科女生报告了未经同意的性接触。吃惊、质疑！是很多人在看见这组数据时的第一反应。因为对比校园42.4%和1/4，能够为自己性侵遭遇发声的勇敢女性数量有多少呢，而能够被社会大众所关注、真正维护到自己的权益与安全的女性数量更是少之又少，屈指可数！

无法想象，在黑暗的角落中，还有多少女性饱受性侵伤害，又有多少学生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掩饰着自己受过伤的内心，饱受煎熬与痛苦，带着对自我的污名化与对世界的无力感一遍遍回忆着那些无法摆脱的噩梦。

很多时候，“性骚扰”是一个无法直面的禁忌话题，一方面，性侵给性骚扰受害者带来的除了身体伤害之外，更多是心理负担：受到性骚扰的人往往不会开口，因为她们害怕受到歧视、害怕会受到报复、害怕性骚扰者不会被惩罚等等，并且这种低迷消极的心态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另一方面，不对等的权力依赖关系一直存在，一些没有道德的教授甚至可以用开除等理由来威胁学生，强迫他们被迫妥协。在现有的文化语境之中，受害者的无助与回避往往会使性骚扰者更加猖狂。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性侵事件，就连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常青藤学校也未能幸免。刚刚开启哈佛校园研究生学习生涯的莉莉娅·基尔本（Lilia Kilburn）在遭到导师约翰·科马罗夫（John Comaroff）的多次言行冒犯后，2019年，忍无可忍的莉莉娅首次向学校提起了申诉，但学校“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而这，并不是这所世界排名处于金字塔塔尖的高校第一次“忽视”这样的举报。就在2018年，哈佛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乔治·多明格斯（Jorge Dominguez）被18名女学生和女教职工揭发参与了长达40年的性侵犯和性骚扰事件。40年中，这些受到伤害的女性鼓足勇气一次次揭露着恶魔的罪行，可是换来的是一次次石沉大海与杳无音讯。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谈到，强暴是社会性的谋杀。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社会性”的，或者应该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完成。

很多时候，她们并非不曾反抗，而是在勇敢反抗过后，加害者逍遥法外，猖狂的散播罪恶，自己饱受内心的煎熬与痛苦，背负对自我的污名化以及沉甸甸的社会偏见。”Till it happens to you,you don’t know how it feels”这是美国纪录片《The Hunting Ground》插曲中的一句歌词：如果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不会感同身受。

罪恶的手掌值得被“更慎重地调查”

1. 为何美国高校屡屡发生此类性侵案件

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悲剧在不同的高校之中反复上演，通过上述几起美国高校性侵案件，施暴者往往是权力和地位较高的学校教授、顾问或主管。正常情况下，他们应该是德高望重且受人景仰的教育者、贡献者，但思想的扭曲、畸形的女性观，使他们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逍遥法外、无恶不作的恶魔。性骚扰事件可以持续发酵的原因来自于一方面，老师和学生之间不平衡的权力依赖关系可以为其作恶提供充足底气，学生“大声说话”的风险很高，这种强烈的负担感不得不让大多数的学生在思考个人未来和职业发展时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侵害者巨大的科学成就与学术声誉，使其在罪恶被揭发过后也拥有了结实的天然保护伞，学校、社会媒体、政府都缺乏动力继续彻查和追究其责任，他们认为一个荣誉教授或者某领域突出贡献者的成就价值似乎值得碾压骚扰罪名的负面影响。

难道骚扰者的成就对科学的价值，就比女性在工作场所的安全性更有价值吗？在考虑被投诉者学术成就的同时，是否也该考虑他的行为阻碍了多少受害者的学术生涯，阻碍了多少本可以做出的科学成果？如果没有遭遇侵害、没有受到非正常的对待，她们是否也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很明显，学校、政府、社会媒体应该给予女性更多的信心。

2. 美国高校反性骚扰、性侵制度任重而道远

如何避免悲剧的重演，归根结底要明确高校规定程序，健全性骚扰指控机制，对性骚扰采取零容忍政策确保对不当行为的推动性回应。《被抹去：为何教员的不端性行为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如何预防？》中指出，“教授不仅对学生的学业问题和论文进行指导，他们还是学生的学术导师，往往一位教授具有决定学生学术生涯的权力。”所以高校需要提供一个环境，一个健全和有效的机制，使每个学生、教职工都能够正常而便利地保护自己。目前已经有部分美国大学开始在聘用制度中加入了进行隐私调查的要求。比如，2018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就开始要求应聘终身职位的候选人允许他们的现任雇主分享过去的性骚扰调查结果。任何不同意的申请人都不会被考虑担任该职位。只有不断健全校园反性骚扰、性侵制度机制，才能让受侵害者有底气坚定地说出“NO”，让每一位性骚扰者都能受到惩罚。

3. 不要违背女性意愿

很多人对于性侵的判定细则并不了解，甚至当证据齐全之时，性侵犯也可以大言不惭的表明，“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对方没有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进行的接触，这并不属于性侵性骚扰。”“法律条款对于强奸罪的定义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强奸罪，即是违背妇女意愿与妇女强行发生性关系、侵犯妇女性自主权的法条。”在条款中，一个重要的限定词语是“不要违背妇女意愿”。作为一名女性，只有我自己本人才能表达我的意愿，只有当我说出我愿意时，才是真正的我愿意，“only yes means yes！”所以，没有同意就是性侵。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勇敢发声，许多高校性侵案件开始浮出水面。这是一个勇敢者卷动更多勇敢者的过程，外界逐渐重视，群众也开始反击，在这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性侵女性发生的运动就是Metoo。Metoo运动在打开一个长期禁忌的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是由美国女星艾丽莎 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为首，在2017年10月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近些年来，Me Too运动席卷各个领域、国家，有更多的人愿意公开自己遭受性侵犯、性骚扰的经历。Me Too给予了更多女性以勇气与力量，去一点点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这场运动也给予我们启示：希望更多勇敢的女性可以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感受，“only yes means yes！”。

希望这种做法能够有助于大学更严肃的对待性侵现象，以及更好的维护学生自由获得知识的权利；也希望社会给予发声者更多的关爱与支持，作为受害者，她们即便遭遇过身心的痛苦，却勇敢直面痛苦，为了避免悲剧再度发生选择勇敢站出。请不要辜负这样的发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不论地位高低与否，在面对性犯罪行为时，大家应该同仇敌忾，把握住这一次次反思高校反性骚扰、性侵制度机制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