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艺术史除了应对考试还有什么用？

艺术史，沉重又充满学术的词汇，经常与枯燥、艰涩、刻板等词语相关联，心照不宣地出现在听众的脑海中。

学习艺术史，除了应对考试，它还有什么用？

艺术史，它是一门以艺术（建筑、绘画、雕塑、摄影、工艺美术）为对象的人文社科课程。 神秘的三星堆中的青铜面具是外星人吗？达·芬奇画中的蒙娜丽莎是真的在微笑吗？包豪斯与极简主义的关系是？ 这些，都是艺术史感兴趣的话题。

学习艺术史，其实就是学习一种观看和思考方式的训练。

通过系统的训练让我们从视觉信息中提取比没经过这种训练的人更多的信息，并且通过语言转述出来。 另一方面，也在训练我们如何把看到的一切图像抽象成具体的小问题，并且知道到哪里找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普通观众看一幅画，评价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好看或者不好看，而爱好者可能会讲一下作者生平，绘画风格，甚至创作背景故事，甚至美术背景的观众能关注到画面，颜色，构图，技法，颜料。这是一些“事实”，或多或少通过资料梳理，我们总能找到相关信息。但是艺术史训练的却是在掌握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察我们能问出什么问题。

从宏观来看，艺术史所记录的就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与实践中遗留下来的“痕迹”。

我们一方面把历史上出现的关于艺术的情况进行记录、研究和分析；另一方面借助历史上出现过的所谓的艺术来研究历史、文化和人性。

通过阅读文献和观察艺术作品, 了解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流派，分析作品的材料、创作意图和文化背景，并熟练地用自己的口头或书面语言将自己的研究表达出来。

艺术史是经过选择的。 不是曾出现过艺术作品、艺术家都会被写入“艺术史”，只有那些被选择、被肯定、被论述的艺术作品、艺术运动、艺术家才会被载入艺术史。 因此，艺术史中必然包含着人类的智慧精华，我们寻着这条轨迹便可以摸索到人类思想进化的前因后果，这也就证明了上文提到的借由艺术去研究人类的发展史。

学习艺术史的过程中，我们看待它的角度和方式，构成“变量”。艺术史并不是一连串史实的叠加，也不是数位大师作品的罗列，而且整个艺术的发展是也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艺术史是流动的，它始终在强调的就是“变”。贡布里希说：“理解艺术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 如此以来，艺术史就不是一个旧有的既定存在，而是一个可以常读常新的变量史。

这个“新”并不是在于它会给我提供新的故事，而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和历史时期去看待某一主义或流派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进而产生新的观念和新的维度。

如果说学习中国美术史的缘起，大概是为了可以看明白故宫博物院里的字画。那么世界艺术史为我们打开的大门，就更为广阔与宏观了。无论是敦煌石窟壁画还是犍陀罗佛造像，亦或者是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内部装饰及建筑结构，再或是戈雅或者康定斯基的绘画，这些对我们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他们背后凝结的人类文明与思想智慧，是让人着迷的诱惑。

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吴冠中先生曾言：“审美的缺失，是一种新的无知文盲不多，美盲很多。” 学习艺术史，就是在打地基，通过夯实美学基础，实实在在掌握研究对象，并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

世界所有重要的综合性大学中都设有艺术史学科，并将艺术史相关的课程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提供给全校其它专业的学生。 甚至，连清华大学这样以理工类学科为主要优势的综合性大学，都在2017年将 “艺术史” 的经典读物—— 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作为礼物，以开学校长赠书的形式送给学生。

艺术史如同“地基”，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艺术界日新月异，发展得越快，我们越要增进对艺术史的了解和理解。它可以拓宽我们思维的广度和宽度，形成一股内驱力，甚至能够决定我们在艺术研究的道路上可以走多远。

结语  

上世纪初，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 “以美育代宗教”，努力把美育推广成为大学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100年以后，这个传统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1986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艺术教研室，规定每一个本科的学生必须修完两个学分的艺术课程，才能够毕业。

2020年12月7日，教育部在京召开贯彻落实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文件工作推进会，对教育系统抓好中办、国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落地落实进行安排部署。

教育部在2022年的工作要点中更是提出了：“强化美育教师队伍建设，开展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建设一批美育名师工作室。”艺术史，作为美育的基础，培养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复合型分析能力，一种史学观，一种审美力！一种走进美术馆、博物馆、画廊、艺术中心，可以看懂作品的学科，一种走进品牌服装店、家具店、珠宝首饰店可以欣赏设计师初衷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