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与多个亚裔团体联合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投诉哈佛大学，指责其在招生过程中对亚裔学生存在歧视，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亚裔学生的入学名额。亚裔学生为何在争取进入名校时面临如此困境？名校为何会对亚裔学生实施“名额限制”？这些限制背后的核心利益又是什么？资深观察人士从名校的利益角度出发，比较了亚裔、白人和犹太裔对名校的“贡献率”，分析认为，“从犹太裔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亚裔需要涌现出更多杰出人才，才能根本性地解决歧视问题，这才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名校限制亚裔学生名额
研究表明，美国许多名校确实对亚裔学生设置了名额限制。这一现象在美国主流媒体和华人社区中达成了一致共识，即二十世纪上半叶针对犹太裔学生的歧视性名额限制如今在亚裔学生身上再次出现。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认为，“平权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华裔（亚裔）学生的入学名额受到限制。因此，2014年加州提出的“SCA5提案”，旨在提高拉美裔和非洲裔的入学比例，引发了亚裔群体的强烈关注与反对。
根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亚裔人口是犹太裔的三倍以上。而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亚裔在哈佛大学新生中的比例为21.3%，在耶鲁大学为20%。与此相比，根据www.hillel.org的数据，哈佛大学的犹太裔学生占总人数的25%，而耶鲁大学为27%。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看，犹太裔学生的录取率是亚裔学生的三倍以上。更引人注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校积极推动犹太裔学生人数的增加，以确保其在常青藤名校中的比例。这些事实表明，“平权政策”并未对犹太裔学生在名校的录取产生负面影响。
那么，犹太裔学生是如何突破名校招生过程中的歧视？为什么过去对犹太裔的歧视如今又出现在亚裔身上？我们能从犹太裔的经验中获得哪些启示，以帮助我们克服当前的困境？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或许可以从名校的特质中获取灵感，即了解名校为何能够成为名校的根本原因。
人才+钱财是名校的核心利益
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名校，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但在所有名校中，有两项特质是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
1. 雄厚的资金：名校通常拥有强大的财务支持，这使得它们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学者来校任教，从而确保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此外，雄厚的资金也使得名校能够招收卓越的学生，即便这些学生可能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这种资金保障为名校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以维持其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
2. 杰出毕业生的涌现：名校的毕业生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表现突出，这些杰出人士为母校带来了极高的声誉，进一步强化了名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实力。这种声誉使得名校成为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和学子所向往的地方，形成了良性循环，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前来就读。
正因具备这两项特质，名校得以“可持续性地”维持其名声和地位。既然名校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那么这些资金的来源自然是名校非常重视和关注的方面。
哈佛捐赠基金是学费的5-10倍
以哈佛大学为例，2012年在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哈佛的学费从1990年的1.3万美元（$13,000）增长到2012年的3.7万美元（$37,000）。在这二十几年中，哈佛每年的学费总收入由1.5亿美元（$150 million）增加至2.5亿美元（$250 million）。与此同时，哈佛每年还需为经济条件不富裕的学生提供大量资金补助。
然而，在此期间，哈佛自身的捐赠基金（Endowment Funds）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却是学费收入的5到10倍，有时甚至可高达20倍。相较之下，学费收入显得微乎其微。目前，哈佛的捐赠基金已超过300亿美元（over $30 billion）。根据规定，每年必须将5%的捐赠基金用于教育等慈善活动，这意味着哈佛每年可以动用约15亿美元（$1.5 billion）的资金，这一数额远超每年的学费收入。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哈佛决定免除当年所有新生的学费，或者将新生的学费提高一倍，其资金变化完全不会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进一步来看，哈佛的核心部门——艺术和科学学院（Division of Arts and Science）每年支付给450名教授的工资约为8500万美元（$85 million），使得这些教授的平均工资（近19万美元/年）成为全美各大学中最高的。然而在2004年，哈佛对管理其捐赠基金的前五位基金经理的总支付金额达到了7800万美元（$78 million）。由此可见，捐赠基金在哈佛大学运营机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亚裔捐款比例仅有6.8%
既然捐赠基金在名校中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捐赠基金的资金来源。根据www.chronicle.com网站发布的数据，从1967年至2015年，常青藤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所收到的超过5000万美元（$50 million）的捐款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over $10 billion）。
在这些捐款中，白人捐款占比63%，犹太裔占29%，而亚裔的比例仅为6.8%。如果剔除来自海外印度公司（如Tata Group）及香港企业家的捐款（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在美国上过学），那么在美国的亚裔捐款人数中，除了雅虎创始人杨致远（Jerry Yang）捐赠的7500万美元（$75 million）外，其余的捐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捐款比例将降至0.7%。
此外，捐款的总人次为79人，其中白人占54%，犹太裔占33%，而在美国的亚裔捐款人数则仅占近1.3%。由此可见，无论是捐款金额还是捐款人数，亚裔对影响美国名校生存的捐赠基金的贡献都微乎其微，这与亚裔学生占学生总数20%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绝大多数捐款都是校友对母校的捐赠，如果这种现状持续下去，任何因增加亚裔学生而导致白人和犹太裔学生比例下降的情况，势必会造成未来名校捐赠基金来源的萎缩，进而影响其名校地位的稳定。
亚裔学术声誉贡献较低
杰出校友对名校所带来的巨大声誉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尽管亚裔在学术领域的表现相对突出，然而如果查看美国科学院数理化三个学科的院士情况，亚裔院士所占比例仅为5%。从诺贝尔奖的角度来看，共有889位诺奖获奖者，其中华裔获奖者仅有7人，占总人数的0.79%；犹太裔则有114人获奖，数量是华人的16倍之多。
除了学术成就外，社会上杰出人士对母校声誉的贡献更为深远。例如，哈佛和耶鲁大学培养了大量的政治领袖，包括总统、副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等。其中，诸多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如哈佛毕业的前纽约市市长Michael Bloomberg，耶鲁毕业的参议员Joe Lieberman，以及哈佛的民主党参议员Chuck Schumer等，都极大地提升了母校的声誉。
此外，还有许多知名校友如哈佛毕业的演员Natalie Portman和Matt Damon，耶鲁的Meryl Streep和James Franco，哥伦比亚大学的Jake Gyllenhaal，以及来自哈佛的企业领袖如微软的Bill Gates和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等。这些杰出校友不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也为母校带来了可观的宣传效果和声誉。
相比之下，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社会中缺乏广泛影响力的杰出人士。骆家辉、赵小兰和曾任能源部长的诺奖得主朱棣文虽曾位居高位，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与上述人士相比仍显不足。
真正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华裔是曾在NBA打球的姚明，但他目前已回国。另一个较为知名的华裔是曾引发“林旋风”的林书豪，他让全世界知道哈佛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NBA球员，这才是哈佛真正渴望的人才。
总体来看，华裔校友对各名校在声誉上的贡献与白人及犹太裔相比仍显不足。这种差距不仅在捐款和人数上存在，也在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白人和犹太裔录取涉及核心利益
名校的重要性在于捐赠基金和社会声誉，这两者可称为各名校的“核心利益”。如果减少白人和犹太裔学生比例，可能导致未来捐赠基金减少、校友声誉下降，从而侵犯“核心利益”。校方对于这些应该了然于胸。因此，保持白人和犹太裔学生比例对学校生存至关重要，是一场生死之战，校方不会退缩。历史上，名校通过主观因素控制犹太裔学生入学比例，但随着犹太裔在社会上的杰出人士不断涌现，这种限制显得没必要。
如今，这些因素被用来控制亚裔学生比例，校方却借此辩护。当亚裔团体指控哈佛大学存在歧视亚裔学生、控制亚裔名额的情况时，强调教育上的公平性，认为要求亚裔学生在SAT考试上得比白人高出140分是不合理的，同时强调亚裔学生的人权应该受到保护。他们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
然而，与此同时，学校方面也会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亚裔学生在名校录取和产出方面的比例确实不成比例。因此，亚裔团体的抗争注定是非常艰难的。从犹太裔经验中可见，亚裔需要更多的杰出人士来解决歧视问题，这是漫长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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