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到了，出于对自主性的追求，二十世纪的美国工会运动和移民群体产生融合。来自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新移民，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缘故，大量地从事工业生产，形成产业工人的主力。
那么新移民、工会、和有组织犯罪到底是怎样组合到一起的呢？
融合之路
Salvatore “Sammy the Bull” Gravano出生、成长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叫做Bensonhurst的街区。这个面积大概两平方英里的街区是一个典型的意裔美国人聚居区。它离布鲁克林的港口不远，通常是新移民们走出埃利斯岛的第二或第三站。但不像其他更早、更有名的意裔聚居区，例如Newark、Little Italy或者East Harlem那样，Bensonhurst居民构成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直保持着意裔或其他信仰天主教的移民占主体的状况。被人称为”Little Sammy”的Gravano（因为他长得很像他的一个人称”Big Sammy”的舅舅，因此有了这个小名），即使在他成为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家族Gambino的二老板之后、甚至在2017年第三次走出监狱的时候，依然选择居住在那里。
（图1：L to R:Former Gambino Capo Peter Gotti, Former Gambino Boss John Gotti, Former Gambino Underboss Sammy Gravano）
在Peter Maas为Sammy Gravano撰写的传记里，Maas这样描写Gravano一家当年的生活状况：
“Kay（Gravano的母亲）负责完成（Gravano的父亲）从一家位于曼哈顿的犹太制衣公司那里获得的订单，并且时常坐地铁去the garment center（曼哈顿知名的“制衣区”，在华尔街发明外包并且把工厂转移到中国、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之前，这里是全美闻名的制衣中心，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制衣作坊，大部分由犹太裔或意大利裔移民经营。这里也是Gambino家族从事工会敲诈、非法劳工、甚至直接参与制衣业攫取利润的重要据点）研究样品，而Gravano的父亲负责生意上的其他事宜。他们一家在制衣行业上获得了不错的收入，甚至可以拿出8000美金购买一间位于长岛Ronkonkoma湖附近的度假小屋。”
这种生活状况并不是个例，虽然可能和刻板印象中移民到美国的底层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不太一样。Gravano一家的生活水准确实高于普通第一代移民（他的父母都是在国外出生后来到美国），但是大部分新移民都可以通过一代到两代人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的积累走出聚居区，实现中产化，而这既符合美国移民阶层跃迁的普遍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移民聚居区在经历过移民高峰期后迅速“腾笼换鸟”，来自其他种族的移民迅速取代了原有的移民，就像西语人口在East Harlem、华人在Little Italy取代意裔移民一样。
（图 2 Bensonhurst in 1920）
（图 3 从20th avenue的另一个方向的照片，摄于2017年）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意裔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意大利的农业地区）中的大多数在到达美国之前都是从事农业活动，但是他们在美国几乎没有成为农民的，而是集中到大城市中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
对于这个现象，最自然也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移居到美国之后大部分生活在靠近港口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无论是纽约、新泽西、新奥尔良、还是罗德岛，在20世纪初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这里很容易找到非农业的营生。而南部意大利人的农业天赋通常体现在新移民住宅的小花园里，番茄、无花果树、葡萄藤是意裔移民聚居区里常见的花园植物。
另一方面，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因素，其实和意裔移民的早期发展模式有关。回顾17世纪，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代表了不列颠殖民地的两种早期发展模式。跟为了建立“山颠之城”而做好充足准备的五月花号移民相比，詹姆斯敦最早的定居者不乏一些跑到殖民地险中求富贵的冒险家，他们来到新世界只是为了发一笔横财之后荣归故里。这些定居者中女性占比极低，大部分人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也没有做相关的准备，而新英格兰原始丰饶的森林开垦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被一个艰难的冬天所打败。
而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所有新移民必然经历的融入新社会所带来的屈辱和痛苦（意大利人严重的地域主义倾向加重了这种痛苦），同时也有一大部分意大利人和詹姆斯敦定居者有相似的打算。在东海岸密集的人口分布下很难有能容纳下大规模移民的农业开垦活动的机会，意大利移民的封闭性和“内斗”倾向（来自不同地区的意大利人，尤其是在意大利民族国家由北部意大利人刚刚于19世纪后半叶建立的情况下，彼此之间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认同感）让他们很难跟已经站稳脚跟的旧移民在农业传统上进行竞争，再加上在意裔移民群体中一度占主流的移民回流（指新移民在到达美国5年之内又返回故国的现象），导致了意裔移民在城市和工业产业的集中。
刚才说到了Bensonhurst跟其他意裔移民社区有所不同，没有出现移民中产化而导致社区“变天”的情况，这同样和意裔移民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自身封闭性相关。工业化生产方式导致意裔移民主要从事工厂生产、商品销售和建筑行业的相关工作，而封闭性导致了移民中小团体层出不穷。这种小团体有的是以行业为纽带，有的是按照出身地划分，甚至可以依据居住的街区不同而划分不同的群体。各个团体之间对有限社会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而意裔社区自身的特点不仅加剧了团体之间的争夺，而且强化了团体自身的组织度。这样一来，从社区团体向有组织犯罪跨出的一步，在具有明显排他性的进步主义的加持下（i.e. the Prohibition），也显得不那么耸人听闻了。
这些“犯罪家族”的最初成长都是跟经济活动、而不是犯罪行为本身有关。不同来源对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离不开对组织结构的要求和为了经济利益的目的。犯罪行为只是“锦上添花”。事实上，很多时候对暴力的暗示（a hint of violence）甚至比暴力本身更重要。连最不入流的高利贷放贷者都明白“死人不会付利息”。犯罪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
Sammy the Bull在少年时代就见识过了“对暴力的暗示”是如何渗入经济活动的。他的外号”the Bull”源自于他十岁那年在街角和一群偷了他自行车的孩子打架，一个旁观的人说他打起架来“像一头小公牛”。而对于Sammy来说，他还不知道日后他还会见到这个旁观者，以至于他自己也加入了旁观者所属的群体。十三岁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生活在50年代的基础教育从业者听说过“拼写障碍”这回事，Sammy Gravano被认定不适合读书，于是他把主要的时间花在自家的制衣作坊里。也是在这一年，两个身材粗壮、行事粗鲁的家伙（Gravano描述他们“肤色发红”，听起来很像爱尔兰裔）走进Gravano家的作坊，告诉Sammy的父亲，如果他不想失去一条腿，那么他最好让他的工人加入他们的工会（并且定期缴费）。
小学时的Gravano已经学会了如何用暴力保护因为读写障碍而总在学校里被区别对待的自己，离开学校后他又加入了一个小帮派（一个典型的以居住的街区为划分依据的自发团体），所以面对这种场景，他的第一反应是依靠直接的暴力进行反抗，于是他找到自己的伙伴，弄来一只枪，等待着那两个人在和他父亲约定的时间重返Gravano的工坊。
等约定的日子到了，Sammy Gravano已经做好了“伏击”两个壮汉的准备，但是两个人再次见到他父亲时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
“我把枪插在腰带里。我穿了一件夹克，盖住枪。但是当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置信。他们完全不一样了。其中一个人说，‘Gerry（Gravano的父亲），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是Zuvito的朋友？我们很抱歉。以后再有工会的人找你的麻烦，你就告诉我们，我们负责解决。别忘了转告Zuvito，我们来跟你道过歉了。’然后他握了我父亲的手，还亲了他的脸颊。”
Zuvito和那个把Sammy Gravano称作“公牛”的人一样，Gravano总能看见他们在街角的沙龙门口，穿着整洁的西装、或者西裤配针织衫，小指上戴着钻石戒指。他们经常手里握着一沓沓的钞票在街角掷骰子。虽然赌博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但是在同一个街角出没的警察却从来不去打扰他们，甚至有路过的巡警会停下来跟他们寒暄两句再接着巡逻。小Sammy经常会问他父亲有关这群特立独行的人的事情，而Gerry最常给出的回答是：他们是坏人，但是他们是我们的坏人。
显然年轻的Sammy既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是“坏人”，也不明白什么叫做“我们的坏人”。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比起满脸凶相、身强力壮的自己，那两个自称是工会代表的人显然更害怕Zuvito，一个瘦弱的、看起来能被一阵风刮到的老头。
（图 4 Ralph Scopo,北美国际工人协会主席。另外一个更著名的身份是黑手党Colombo家族成员）
（图 5 L to R: Former Colombo Underboss Gennaro "Gerry Lang" Langella, Former Gambino Capo Tommy Billoti, Ralph Scopo）
在一个没有工会传统的社会里，工会通常和电影票、食用油联系在一起。郁郁不得志者或者快退休的老人会被安排到工会的岗位上。Zuvito的形象可能比较符合这种对工会的偏见。但是对于当年的意裔美国人来说，由于新移民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自身的团体化倾向结合，工会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掌控了经济生活权力的那个部分。在美国这种由各种小共同体组成的大社会里，任何权力结构在草创期都要或多或少地依靠系统性的暴力背书。这也是为什么工会代表要靠“打断业主的腿”来推进工会活动（当然这种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收取保护费），而当他们遇到更大的系统性暴力的时候反而会退缩，毕竟单纯的暴力会破坏经济活动，所以对暴力的暗示要远重要于暴力本身。因此，Zuvito作为暴力暗示的代表，符合“坏人”的定义；但是反过来，他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力位置和意裔社区的团体化倾向，又让Gerry Gravano这样的小业主把他视为自己人，而不是一个以他自己的血肉为食的predator。从某种程度上讲，Gerry Gravano代表了一类被权力异化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对侵害自身利益的权力产生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般的依赖情感的个体。
跟美国历史上其他的以族裔背景为鲜明特征的犯罪团体不一样，La Cosa Nostra（这个组织的名称其实充满争议，首先La Cosa Nostra这个词组的结构违背意大利语或拉丁语语法规则，定冠词la不应该和物主形容词nostra共同充当修饰性成分，有学者干脆认为这是美国执法机构生编乱造出来的。更大众化的Mafia来源混乱，而且不能用来代表大部分意大利本土的组织。至于中文名称“黑手党”是一个严重的翻译事故）“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并且把这个术语所代表的现象带到了不属于它的高度。它不同于它的意大利亲戚，或是其他文化中类似的社团。那些团体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脉络。Mario Puzo笔下的Vito Corleone明显是一个南部意大利乡绅地主，而不是Frank Costello或者Paul Castellano这样的“生意人”（有意思的是，著名黑警Louis Eppolito有一次见到Paul Castellano本人，按照从Puzo小说里读到的规矩称呼对方为“Godfather”，Castellano哭笑不得地回答：“我就是个做生意的，可不是什么教父”）。因为美国的有组织犯罪的生长环境和从事的行业都属于现代性的产物，它的自身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点：比起传统社团，它的成员有更强烈的自主性（生意人需要的是partner，而不是servant）；组织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活动上，而不是更宏大的政治叙事上；因为不依赖政治叙事确立合法性，它的活动不依附于政治势力，甚至会反过来收买政治势力。正是最后一点赋予了美国有组织犯罪超强的生命力和对正常社会肌体的超强腐蚀性，严重影响了一些美国社会领域的生态，甚至造成了重大政治事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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